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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長江商報消息 不久前，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開了個會，議論主題是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，重點是講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政府“掛職體驗生活”的問題。一位與會的作家朋友對此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認為，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體驗生活，不必非要掛個職務。我深以為然。
　　縱觀我國近三千年的文學史，超一流的作家，都歷經艱難困苦，飽受心靈折磨，概莫能外。司馬遷說，那些傳世的經典著作，全都是聖賢“發憤之所為作”。為何發憤？因為沒有得到重視，重用；因為被疏遠，放逐；因為受到了責罰，打擊。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司馬遷一口氣舉了這麼多例證。其實他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司馬遷之後，還有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、李商隱、蘇軾、李清照、辛棄疾、關漢卿、施耐庵、曹雪芹。名單全部列出來，差不多就是整部的中國文學史。
　　對文化史的上述現象，前人已經有許多精彩的歸納，成為文學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。杜甫的“文章憎命達”，韓愈的“不平則鳴”，歐陽修的“詩窮而後工”，都是廣為人知的名言。魯迅《吶喊》自序中的兩句話——“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，我以為在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”，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。一個人，倘若過的是富足康泰的生活，事事順心，他是不大可能成為文學家的。沒有“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”，就沒有偉大詩人屈原；沒有“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”，就沒有李白；沒有“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”，就沒有詩聖杜甫；沒有“燕市哭歌悲遇合，秦淮風月憶繁華”，就沒有增刪《紅樓夢》的曹雪芹；自然，沒有“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”，大概也不會有魯迅。
　　上述現象與理論，可以概括成如下幾句話：人，只有身處窮困的境地，才容易對人情世態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，才可能有強大的著書立說的動力。不然，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，便是只能寫些無關痛癢、風花雪月的消費性文字。
　　作家掛職，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。由隸屬於政府機構的作家協會發起，需要政府宣傳部門、人事部門、財政部門配合協調的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掛職，某種意義上說是去當官。根據我國國情，儘管這種“當官”有別於正式委任，沒有明確的權力。但是，有級別、有關係，便等於有了種種的待遇與方便。吃喝應酬，在所難免；百姓見之，還可能敬而遠之。要是忙於應酬，哪裡還有時間深入底層，哪裡還有機會扎根人民。定力差些的人，還有可能從此走上腐化墮落的道路。
　　當然，定力、良心兼而有之的作家，可能有所收穫——他們走出寂寞書齋，這才有了瞭解官場現狀的機會。但是，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，主要是體驗民眾的生活，而非主要體驗基層官場現狀，重心應該再下移，沉到大地上。
　　另外，作家掛職下鄉，事實上也為作家提供一段有公費可以享受的寫作日子。至少，吃住行三個方面可以公費開支——發表作品時的稿酬卻歸個人所有。這種作家掛職工程，實質上就是作協向個別作家發放的福利。於作家本人有害，於黎民百姓有傷（傷財）。
　　生活是無處不在的，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文豪們，有幾個是通過“掛職”認識社會、瞭解人性，最終寫出偉大著作的呢？因此，我建議，作協組織作家掛職一事，應該緩行！
　　□丁啟陣
　　知名學者，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(原中文系)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音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作家掛職應緩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