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茳
  前臺助理跟我借一本民法教材,我告訴她兩件事:一是我這本民法教材很舊了,最好找一本新的來看;二是這本老舊的教材一定要還我,我上學時留下的教材沒幾部,這算是保存完好的一部。大學畢業近30年,剩下的實物證據不多了。後來這本教材遍尋不著,我傷懷了好一段時間。
  1982年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,在那個時代,選擇法律專業的人並不太多,此後法學院學生如過江之鯽,是那個時代無法想象的。但這並不是說法律人才就真的過剩了。如今,研究生時同寢室的四個人,除了一個研究生畢業後出國、從事食品行業之外,在國內的三個人,都從事跟法律相關的職業。我可能是最早的商務律師和非訴律師——這個自我定義並不完全,只不過是非訴占我業務的一多半。
  其中一個是堅定的刑案律師,直到現在還沒有收手的意思。當時,研究生畢業,我和這位刑案律師共同的一位大學教授就說過:做刑案律師可能要受更多的苦。前不久大學同學聚會,這位老教授還自誇預言準確。是的,我這位刑案律師的同學雖然也做得風生水起,但是就經濟收入而言,確實跟我們這些早先出頭的商務律師不可相提並論。
  我記得這位刑案律師有一年向我梳理他一年的收入,剛剛夠6位數,是他收入最好的年份。但那一年,我因為做戰爭索賠一項,收入是7位數。但是收入的不同,並沒有磨滅他所選擇的路。很多年前他去某地開一個案子的研討會,這個案子已經結案,僅僅是一個研討會,這群參會律師就被當地有關部門一再檢查、一再“守護”……整個社會的環境及歧見,包括個別司法、執法部門的偏見,造成了刑案律師的很多不便,這是刑案律師的不易。
  然而並非商務律師、非訴律師就好做,一樣要面臨許多的瓶頸和障礙,一樣有不少“秀才遇到兵,有理說不清”的時候。其實我認為,無論商務律師還是刑案律師,都是國家法律體系重要的一環,少了這一環,社會的運行肯定要出問題。
  人生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鋪墊,我非常清楚地記得,這位刑案律師上學時在圖書館借回來的書籍,大多是犯罪學和犯罪小說。他說他對犯罪學有一種天然的興趣,而我那時候,只對商務、貿易感興趣,甚至曾經考慮過從商。不久前他參加刑事辯護的研討會,會後聚餐,一位非專業人士開玩笑說刑事律師喜歡狡辯、姦猾,喜歡鑽法律空子。他說做人不能狡辯與姦猾,但是法律如果經不起狡辯,那是法律的問題,是公訴人、法官的問題。而“法律空子”這個概念,在他看來只是一個偽命題,“你沒有空子,我怎麼鑽?”
  就實質來說,商務律師會遭遇同樣的問題。我剛剛從業的時候,法律更不健全,跟法官的溝通、跟法官之間的說法釋理,會占去我們工作的重要內容。這些年來,檢察官、法官都在成長,這是可喜的事情。
  第三位同學做的是公益律師。他以前也做商務,做了十年,然後不想做了,尋找自己的理想。大學時代他是班長,之所以被選為班長是因為他一向助人為樂。不久前一則典型報道說某大城市某小區居委會搞居民自治,成立了很多互助會。他看完之後拍了一下桌子,對我嚷嚷:互助會是互助會,業主自治是業主自治,這麼一個常識,居然都不懂!
  其實法律人才不是多,而是社會不明白怎麼接納他們、不會接納他們。  (原標題:回望風生水起之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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