長江商報消息 不久前,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開了個會,議論主題是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,重點是講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政府“掛職體驗生活”的問題。一位與會的作家朋友對此有他自己的看法,他認為,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體驗生活,不必非要掛個職務。我深以為然。
  縱觀我國近三千年的文學史,超一流的作家,都歷經艱難困苦,飽受心靈折磨,概莫能外。司馬遷說,那些傳世的經典著作,全都是聖賢“發憤之所為作”。為何發憤?因為沒有得到重視,重用;因為被疏遠,放逐;因為受到了責罰,打擊。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,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賦《離騷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;孫子臏腳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韋遷蜀,世傳《呂覽》;韓非囚秦,《說難》《孤憤》;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司馬遷一口氣舉了這麼多例證。其實他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司馬遷之後,還有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、李商隱、蘇軾、李清照、辛棄疾、關漢卿、施耐庵、曹雪芹。名單全部列出來,差不多就是整部的中國文學史。
  對文化史的上述現象,前人已經有許多精彩的歸納,成為文學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。杜甫的“文章憎命達”,韓愈的“不平則鳴”,歐陽修的“詩窮而後工”,都是廣為人知的名言。魯迅《吶喊》自序中的兩句話——“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,我以為在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”,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。一個人,倘若過的是富足康泰的生活,事事順心,他是不大可能成為文學家的。沒有“信而見疑,忠而被謗”,就沒有偉大詩人屈原;沒有“冠蓋滿京華,斯人獨憔悴”,就沒有李白;沒有“青衫老更斥,餓走半九州”,就沒有詩聖杜甫;沒有“燕市哭歌悲遇合,秦淮風月憶繁華”,就沒有增刪《紅樓夢》的曹雪芹;自然,沒有“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”,大概也不會有魯迅。
  上述現象與理論,可以概括成如下幾句話:人,只有身處窮困的境地,才容易對人情世態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,才可能有強大的著書立說的動力。不然,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,便是只能寫些無關痛癢、風花雪月的消費性文字。
  作家掛職,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。由隸屬於政府機構的作家協會發起,需要政府宣傳部門、人事部門、財政部門配合協調的作家到地方、基層掛職,某種意義上說是去當官。根據我國國情,儘管這種“當官”有別於正式委任,沒有明確的權力。但是,有級別、有關係,便等於有了種種的待遇與方便。吃喝應酬,在所難免;百姓見之,還可能敬而遠之。要是忙於應酬,哪裡還有時間深入底層,哪裡還有機會扎根人民。定力差些的人,還有可能從此走上腐化墮落的道路。
  當然,定力、良心兼而有之的作家,可能有所收穫——他們走出寂寞書齋,這才有了瞭解官場現狀的機會。但是,作家下地方、下基層,主要是體驗民眾的生活,而非主要體驗基層官場現狀,重心應該再下移,沉到大地上。
  另外,作家掛職下鄉,事實上也為作家提供一段有公費可以享受的寫作日子。至少,吃住行三個方面可以公費開支——發表作品時的稿酬卻歸個人所有。這種作家掛職工程,實質上就是作協向個別作家發放的福利。於作家本人有害,於黎民百姓有傷(傷財)。
  生活是無處不在的,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文豪們,有幾個是通過“掛職”認識社會、瞭解人性,最終寫出偉大著作的呢?因此,我建議,作協組織作家掛職一事,應該緩行!
  □丁啟陣
  知名學者,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(原中文系)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音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。  (原標題:作家掛職應緩行)
創作者介紹

Little

zu97zudbdk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